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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座少年Understand The Broad Forces That Define Our Age April 07 A quote on Summers I like so muchIn today's New York Times
“We could call or e-mail him anytime,” a former Shaw trader said. “He always asked me more questions than I could ask him. He would dig through my entire way of thinking.” April 06 世界变得太快了2000年,美国的经常帐户逆差是4000亿美元,其中的 不足80%由欧洲提供,4%由中国提供。2008年,美国经常帐户逆差7000亿美元,60%由中国提供,1%由欧洲提供。
最近10年,美国经常帐户逆差的资金来源分成两部分,来自欧洲和南美的热钱和来自亚洲的储备(这里的南美指的是开曼群岛,维京群岛这样的离岸金融中心)。从下面这张图可以看出,来自欧洲的钱和来自南美的钱很大部分是一伙的,一个上去一个就下来。
去年,南美和欧洲的资金都开始逃离美国,同时,美国的资金也开始逃离欧洲和南美。 这是典型的金融危机。美元可以站住的唯一原因,在于来自中国的4000亿美元资本注入。
当然另一个解释可以是,中国的经常帐户顺差从2004年的300亿美元,激增到去年的3000亿,其中一大部分是热钱。
March 05 Debate晚上看了Delong和Boldrin关于财政政策是否有效的辩论,我的感觉
1 经济学中真的miss掉很多东西。Boldrin当然是反对财政刺激的,但是他最大的理由是关注财政刺激,会消耗掉有限的政治资本(political capital),从而使得我们忽略更重要的问题,也就是金融体系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担心是很现实的,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经济学关注过政治资本。
2 对于很多人来说,什么是好的经济政策,是他们的政治立场决定的。我的感觉是大家对财政政策的作用都没把握,但是右派反对财政刺激主要是因为不喜欢政府介入市场,所以右派支持减税。
3 经济学太忽视历史了,直到危机出现,大家辩论时候拿出来的论据都是历史上的论据,智利怎么样,墨西哥怎么样,日本怎么样,那些精致模型根本没有人提起。我以前上过一些delong的经济史,他有句话我一直很欣赏,every model is a cystalized history。
4 我觉得这跟经济学太想变成一门hard science,所以希望发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law。我自己一直觉得这种努力就是徒劳,全世界180个国家做一个回归,证明贸易促进经济增长,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呢,即使贸易促进了洪都拉斯的增长,也增进了中国的增长,其中的internal dynamic也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我觉得商学院就很好,他们看成功公司的案例,看失败公司的案例,而不是仅仅告诉学生,on average,start up 公司是失败的。不幸的是,经济学就是这么做的。
5 最近这两天网上批评宏观经济学的文章很多,但是我不觉得会有效。任何改变都需要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是很震撼的事件,第二是好的alternative。就像凯恩斯取代古典经济学,或者新古典取代凯恩斯,都是两者具备。现在的问题在于没有好的alternative,所以大家还是会在原来的nash 均衡里面,谁deviate谁吃亏。
6 如果说我的立场,我会觉得财政刺激值得尝试,给定现在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明显,同时财政政策的成本并非太高。最大的担心我同意Boldrin的看法,是否专注于财政刺激是否使我们由于消耗了太多的政治资本,而忽略了最重要的问题。怎么把问题处理好,包含有很多政治的考虑,远远不是经济学可以回答的。
7 有一点我不同意Boldrin,而Delong也没有指出的,财政刺激的一大作用应该是稳定市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市场对于未来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而且这种uncertainty不同于risk,就是没有办法用一个统计分布去衡量。这种不确定性对于金融市场的运作是致命的。所以,即使要修补金融市场,首先要做的不是就事论事,因为这太难而且政治上太慢。首先要稳定的金融市场参与者的预期,解决panic的问题,财政刺激如果可以提高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那么这种预期就是self fullfilled的。
考虑5年前的中国,大家都觉得中国的银行要完蛋,我记得Larry Summers在BPEA上有篇东西讲这个,事实上,因为中国银行是国有的,大家的预期非常稳定,中国慢慢发展中就解决了银行的问题,当然今天中国的金融依然效率不高,但是不会有人觉得中国金融机构会出大问题。所以我不觉得Cochrane,Boldrin还有芝加哥那些人认为必须先解决金融系统的主张有多高明,当然他们逻辑上没有问题,问题是5年前说中国银行要崩溃逻辑也没什么问题。
March 04 interesting booksLiaquat Ahamed: Lords of Finance: The Bankers Who Broke the World 关于中央银行历史
Geoff Colvin: Talent Is Overrated: What Really Separates World-Class Performers from Everybody Else 原来是一篇很有名的fortune上面的文章,我两年前写给。现在作者写成了一本书
Akerlof and Shiller: Animal Spirit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最近几十年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把Keynes原来关于心理学的看法丢掉了
Fisman and Miguel: Economic Gangsters: Corruption, Violence, and the Poverty of Nations 最近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看到Fisman的一篇文章,他提出一个新字,侦探经济学。
Fareed Zakaria:The Post-American World 美国人里面不多的能看到大局的人
Jim Rogers: A Gift to My Children: A Father's Lessons for Life and Investing 读Rogers的书至少对我很inspiring
February 18 台湾经济February 15 two books最近读了两本书,El Erian 的 when markets collide 和 Malcolm Gladwell 的 outlier, 这两本书涵盖了我个人感兴趣的两大领域,世界经济趋势和研究人为什么成功。
事实上对这两本书的评价很两级,很多人觉得写的不好。某种程度上我也同意,就是你读完之后不会觉得他们提出了什么新的东西,而且第一本书可以说写的很差。
但是我觉得仔细看,这两本书还是很好的,尤其是第一本书,对我很有启发。
大家觉得它们不好,我觉得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问题的难度,很难说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是作者很模糊的touch到了一些很重要的问题。
比如,第一本书说新兴市场的兴起导致了很多我们看不懂的现象,第二本说那种莫名其妙的curiosity帮助人找到正确的方向。其实这都是我长久以来在想的问题。
没有时间写书评,Charlie Rose 对两位作者都做了interview,还是挺有意思的。 February 04 对时局的看法目前,最大的危险在于金融危机演化成货币危机,美元大幅贬值,这将导致美国通货膨胀,同时推高油价。衰退和通货膨胀将陷美国政府于两难。
中美双方互相拆台是导致这种情况成为现实的最大可能。美国指控中国操纵汇率,单方面提高中国商品关税,而中国停止购买,甚至抛售美国国债,引起美元贬值,并引发市场对于美元的恐慌。
现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绝对不会接受让人民币自由浮动的安排,人民币升值将导致出口的问题,而人民币贬值将引发资本外流,使得房地产市场再受重创。
我相信中美双方都不会采取两败俱伤的策略。最后中美交易的结果,将是双方各退一步,中国政府仍然控制汇率,但是将购买更多的美国国债,以稳定美元价值,同时防止美国市场的利率上升过多。但同时要求美国政府放宽对中国技术产品出口和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限制。而美国政府将控制国内的保护主义压力。
这对双方都是最好的安排,中国政府可以避免来自美国的保护主义,而美国在实施财政刺激的同时,可以在低利率的环境下降低对私人投资的挤出,又避免了双赤字引发的对美元的信心问题。
如果考虑到这个渠道,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对于美国财政政策的反对是错误的。他们的反对主要在于担心政府投资挤出私人投资,和政府债券发行过多将引起通货膨胀,但是他们忽略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深度,尤其是危机时刻的flight to quality,考虑到国际市场,对美国债券的需求是海量的。
如果美元可以稳住,那么油价也能稳住,资本流入美国再稳住利率,美国的经济在今年将稳定下来并开始复苏,在第二季度见到股市的底部。
我认为,美国对于中国操纵汇率的指控是不正确的。很浅的不正确在于双边的经常帐户是没有意义的,而且美国很多时候是中国加工贸易的最终需求方,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更深的不正确在于,在全球分工的背景下,经常帐户的数字是误导的。去一下美国的超市,其中可以贸易的商品,有多少是中国生产的。美国在商品方面可以向中国出口的很少,比如飞机。但是这不代表美国没有办法在中国挣钱,美国拥有世界第一流的技术,管理,甚至市场嗅觉,可以在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和股权投资上获利。由于国际分工的复杂,这种获利往往不是直接的,美国可以先投资台湾,台湾的企业再投资中国,中国的企业再出口美国。问题在于这种获利并不在国际收支帐户上表现出来。更有意义的不仅把工业品看成商品,同时把金融产品也看成商品。
美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应该提高消费,减少投资,我认为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但是,中国有非常大的改进余地。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将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原因在于中国的民间投资不够,归根到底在于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弱小,和中国金融中介的落后。所以中国最需要改变的不是消费,而是投资的构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于民营企业的做大。有效投资上去了,第一市场将有更好的商品,消费也会上去,同时投资带来的收入的上升也会带动消费和进口的上升。
同时,出于对于计划经济时代人的补偿,以及中国未来收入远高于现在的事实,中国政府应该每年发行国债,将所得来补充医疗养老帐户,以及补贴中小学教育。这样的代际转移,既能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提高消费,也符合社会公平的原则。
February 02 明妃曲下午在图书馆,写paper写累了随便拿本宋词看看,里面说到北宋嘉佑四年,王安石写了一首诗“明妃曲”,立刻震惊文坛,被视为天下奇才。欧阳修,梅尧臣,曾巩,甚至司马光纷纷次韵相和。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角低,徘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看后面的注释,从古到今评论这首诗的人都是说:美女是画不出来的,所以毛延寿是被冤枉的。这么解释显然不对,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能惊动这么多高手的回应,甚至包括王安石政治上最大的对手司马光。
首先,毛延寿丑化王昭君肯定是不存在的。王昭君要是真的那么美,怎么会没有想拍皇帝马屁的人告诉皇帝呢? 毛延寿肯定知道欺君的后果很严重,他也知道自己做不到一手遮天,为了一点贿赂这么搞,他不怕睡不着吗?他这么对付王昭君,不怕王昭君将来对付他吗?
我觉得王安石是想说,汉元帝见过那么多女子的肖像,一定知道美女是画不出来的,但是为什么毛延寿仍然要死呢?这里王安石没有明说,我想来有两个原因。第一,当时王昭君的身份低下,怎么能让匈奴单于相信汉朝确实送了一个大美女给他,而不是随便找来的一女的呢?杀毛延寿等于讲了一个很好听的故事,告诉单于,你算捡到宝了。
第二,把王昭君送给单于,是和亲的产物。所以汉室要特别强调一个信字:汉朝给了匈奴想要的,匈奴也要做到自己承诺的。杀毛延寿,正好表明汉朝重信义,虽然发现了王昭君的价值,但不能打破承诺,只有杀那个导致王昭君价值被低估的人泄愤。
我想,这个故事一定比王昭君更早传到单于的耳朵里面,单于心里怎么想自然不言而喻。汉朝皇帝等于做了一个很漂亮的生意,用一个普普通通的后宫女子,营造了连公主都达不到的外交效果。但是,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毛延寿不得不死。
我能想的到,象王安石,司马光这么聪明绝顶的人自然也想得到。不过,能想到这一点也只能说明他们的政治家本能而已。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具有深刻历史感的人,毛延寿是无辜的,但是为了一个目的,毛延寿必须死。在另一个层次上,王安石,司马光,纵然权顷天下,才气横绝千古,扮演的也不过是毛延寿的角色,不论是居于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往往身不由己。但是明知是一个局,这些中国历史上最聪明的人,也愿意跳下去,因为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他们同时又是文人,所以又能把这种感受很优雅含蓄的写下来,在即使是敌人的心里也能产生共鸣,司马光在和诗的时候,一定在感慨自己遇到的是这样一个对手。
February 01 下一个世界体系昨天说到上一个世界体系踩了刹车,那么下一个世界体系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现在谁也不知道答案。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上一个体系中中国的那部分,已经非常复杂,各个部件怎么咬合在一起。但是中国的部分只是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也许是第三重要的子系统。更加重要的是美国这个子系统,最重要的是中国,美国,还有世界其他部分,主要是欧盟,日本,产油国家,这么多子系统怎么整合到一起。哈佛的Niall Ferguson把上一个世界体系称作Chimerica,也就是China, America。但是这个体系目前出了很大的问题。
过去几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最大的难题在于,怎么守住真实汇率。中国当然可以保持固定汇率,但是因此放出的基础货币,并不能完全冲销,慢慢的会反映到商品价格上,造成通涨。这时真实汇率仍然会上升,虽然由于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原因,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同时劳动力的成本也会上升,提高出口商的成本。
中国要守住真实汇率,最大的原因在于外贸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性。中国经济政策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认识到转移农村劳动力是第一要务。但是,即使美国不衰退,原来的做法也很难再搞下去,因为国内的通涨已经起来。人民币缓步升值导致的升值预期,会使资本涌向中国,进一步加剧通涨和资产泡沫。
这个背景下,新劳动法,出口退税的取消,都可以看作是中国政府的试验。汇率不能轻易动,就通过一些法规性的东西,来试水外贸的承受度,可进可退。但是从外贸企业的角度,可能觉得是几座大山同时压下来,劳动力,原材料成本,劳动法,退税,汇率,再加上美国那边的需求,这是最近外贸数据难看的原因。
幸好这么些年下来中国政府手上颇存了点钱,外需不行,还可以花钱启动内需。幸运的是,中国的基础设施有很大的建设余地,不像美国,都修的差不多了。而且,现在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价格都在低位,有利守住通涨这条线。最近中国贷款的速度上升很快,下半年中国经济应该就很快会起来。
不过修桥铺路毕竟是权宜之计,虽然搞个几年挺过这一次世界危机问题不大,下次危机不知道多少年后的事情,所以接下来中国又可以慢慢回到原来的路子上。但是发生过危机和没有发生过毕竟完全不一样,眼光放远一点,看看接下来怎么样。
这次危机过去之后,中国最大的挑战,应该是在汇率已经上去的情况下,怎么保持世界工厂的地位。我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要发挥产业集聚和规模效应,中国现在长三角,珠三角两条制造带已经形成,接下来就是怎么更大发挥规模经济,交通是瓶颈,所以这次修桥铺路很重要。
如果说中国过去几年最重要的工作在于把人从农村转移出来,接下来几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城市化。这次危机过去之后,美国缓过来以后,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价格因为中国经济的成长,会再次上升到高位,应该趁早布局,包括在非洲用基础设施换能源。对于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争夺,对于中国融入世界,是一个巨大挑战。下一个世界体系应该有一个框架来处理类似的争端。
中国的人口慢慢在老龄化,这是劣势。但是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人力资本上升很快,中国有效劳动力在上升,而且空间很大。从美国的历史看,城市化对此非常重要。我一直觉得,中国目前的问题很大程度是文革造成的,正常的社会人的资产,包括物质和人力资产,应该随年龄上升,在50岁到退休之前达到顶峰,这批人应该是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但是在中国这批人接受教育的时期正好和文革造成,造成了这代人的大多数过早的被边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社会的资本结构应该会慢慢像正常社会靠拢。
下一个世界体系怎么走,最重要的还是看美国怎么走。美国的优势,第一在于他就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第二在于他的精英,第三在于他的制度,第四在于他崇尚竞争的文化。所以未来世界怎么走的方向还是在美国,作为最上游美国的利润是最高的,但是他的制造业会继续很痛苦,因为他的工资太高了。所以未来美国和中国的焦点,仍然是对于汇率的争论。中国决定是守汇率,还是守通涨,应该看通涨会有多少会传导到外贸的价格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我猜是不高,所以未来几年中国还是应该守汇率为主,但是来自美国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说到底守汇率还是国家力量不够的表现,最好是通过规模经济而不是价格来竞争,但是什么时候能毕业很难说,这个过程也很痛。
我觉得将来美国会变成一个大多数普罗大众为少部分精英服务的社会。产业继续空心化,社会不平等程度只会上升,不会下降,所以民主党会占主导。对于中国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在于危机下的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当权的精英很清楚,30年代大萧条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危机后各国以邻为壑。但是民间的压力会很大,就看他们是不是可以在度过危机前守住这一点。所以最近财政政策的成败很关键,如果不行现在这批幕僚就会被换掉,换成什么人就不知道了。
所以中美在危机的时刻不互相拆台是最重要的,这是新的世界体系合作的基础。美国搞财政政策,向银行收购坏资产,注入新资产,都需要花钱,势必大把发债,美国的优势在于,当今世界,没有国家会出血本在这个时候挤兑美国。美国可以坐在那里等地雷一个接一个爆炸,慢慢化解问题。美帝老大当了这么多年,全世界人民对他的信心还在,甚至世界越乱觉得美国越安全,这个时候信心是最重要的,不到万不得已美联储不会开动印钱,否则美国国债和美元都会出问题,还不仅是国内通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样大家对美国就没信心了。发的债不跑到联储,能被海外各大金主接下来是最好的结局。美国作为回报则压住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这个安排能够熬到危机结束是最好的情况,至于能不能,第一在于危机的时间,第二在于双方的信心,甚至死撑的决心。
最后这些子系统怎么拼到一起,很难想象。但是肯定是一个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所以未来是很有趣的。
January 31 乱局经济学家们掐架的卖相是越来越难看了。 Lucas 说财政刺激就是一个虚构的故事(fiction),Sargent说搞财政刺激就是无视过去30年宏观经济学的发展,Fama 说财政刺激根本没用。另一方Krugman 则回应说宏观经济学已经进入了一个黑暗时代(Dark Age),Delong 说看了Fama的文章想以头撞墙。而在华盛顿,Romer, Summers根本不参加争论,直奔财政政策而去。
不知道有没有人还相信经济学是一门科学?
相比之下,天朝去年年初还在反通涨,推新劳动法,促进产业升级,年中之后看到数字不对,立刻大手笔洒钱下去搞建设,倒体现了强势政府的特点。
经济学研究宏观经济的方法,非常类似于工程学。就是把整个经济视为一个处于平衡状态的系统,然后尝试着刻画这个系统,通常是数十条方程,可能还是随机的。然后模拟这个系统,看关键变量的运行轨迹,还有关键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和真实的经济数据一致。但是这个方法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数据的问题。我们可以构造很多系统,得到的变量之间的关系都和数据一致。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区分不同的人造系统,哪一个更好。如果我们有两百次大萧条,而不是一次的话,这个问题可能被解决。
第二在于经济的结构在不断的变化,今天的系统和昨天不一样,中国的系统和美国不一样。
即使最后财政政策解决了问题,也很难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同时有很多事情在发生,联储在购买不良资产,油价在下跌。就像一个病人同时在吃很多药,最后很难知道是哪贴药起作用了。
世界本来是这样。
天朝有3亿非常能吃苦,但是技能非常低的农村闲置劳动力。过去10多年天朝摸索出了一个搞经济的办法。汇率先搞一把大的贬值,大力在沿海地区发展出口加工贸易,这一过程也能借助台湾香港海外华人过去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商业网络。这些加工贸易需要大量能吃苦却未必高技能的劳动力,人就这样慢慢被农村转移出来。即使对于本土企业,出口也是发展的机会,因为订单大,规模就上去了。
多年的顺差积累起了大量储备,因此放出来的货币除了能用债券冲销一部分,也部分造成了国内资产价格的上升,以及商品价格的上升。总之,用供给的上升,货币化的过程,债券冲销,资产价格等等来延缓商品价格的上升,同时保持资本帐户的关闭和固定汇率,这么都是为了防止真实汇率上升过快,从而损害出口的竞争力。这样老外来中国投资买东西,政府给你第一把好处,汇率给你第二把好处,中国的国内市场潜力是第三把,本来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技术能力是第四把,加上本来工人便宜又好用,不来才怪。
储备这些钱再放到美国,稳定了美元和利率,从而维持了美国的需求。虽然收益低,但是就算拼了这几万亿美元不要,但是生产能力发展了,人力资本提高了,再赚回来是很容易的事。对于美国这也是一个免费的午餐,那几亿中国人闲着也是闲着,现在生产出东西来换几张纸,或者就是电脑上一个数字,何乐而不为。当然美国国内要承受产业重组的压力,但是一个以自由市场理念立国的国家,也愿意承受这个代价。
另一方面,国内也大力发展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上下游产业链长拉动大,第二也能吸收大量劳动力,第三降低了交通成本,促进了产业集聚。天朝继承下来的政治遗产是强势政府,政府的执行力强。地方政府官员的升官,经济发展是重要因素。所以地方政府很有动力去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同时发展房地产,修桥铺路。所以权力可以下放到地方,第一是更有效率,第二是无形中造成了竞争的局面。同时由于中央政府严格控制了用人权,既保证了这个游戏的可信度,又保证了地方政府不至于乱来。
人从农村出来,眼界开阔了,观念改变了,资本慢慢积累起来了,中国人能吃苦又会做生意的优势就能发挥了。产业集聚起来了,效率就上去了,竞争力就强了。政府修路,提高了地价,把地卖了,就能修更多的路。不满声音也有,但是第一馅饼做大了,可以分的就多了,第二馅饼还在不断变大,有空骂娘不如去挣钱,至少对于不止会骂娘的人是这样。慢慢的简单的东西会做了,就能做一些复杂的东西,耳濡目染,或者干脆里面的人跳出来自己干,外国人那些东西慢慢就学到手换自己做了。
老实说,这套活看上去是经济活,后面有文化 --- 中国人吃苦的文化,政治--计划经济的遗产,天时-- 通讯技术发展导致产业可以被切成一块一块,交通成本的下降使得运来运去不再是成本的大头,这才可以把最需要劳动力的一块转移到中国,人和--海外华人搞这个很多年了,中间人是现成的。香港,这个金融,商业中心,简直是老天的礼物。
这里面有多少经济学,globalization,political competition, economic geography or aggregation,new growth theory,human capital,FDI spillover, business network, role of infrastructure, political economy, capital flow, exchange rate regime, backward and forward link, learning by doing,economic history,labor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fiance and trade。。。老实说,如果事前,那个天才能拍脑袋想的出来这个系统?历史,现实,国际,国内,文化,经济,吻合的如此之好,动态演进的如此漂亮?
现在这个系统出现了问题,中国的通涨加上汇率升值,导致了真实汇率上升很快,美国的需求又产生问题。我的理解是象一个学生,上到大三上的时候学校垮了,还没准备好就要自己出来混了。当然这个时候对于老师来说也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老师和学生最重要的就是不能互相拆台。本来那个系统就是老师和学生东搞西搞搞出来的,虽然下一个系统长得什么样子现在谁也不知道,但是过去的经验说明总是能搞出来的。
January 27 强人Krugman最近经济学界一片混乱,今天听到Lucas说新政府的财政计划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我理解但不同意),应该采用货币政策,制造通涨预期(我同意但不理解,根据理性预期理论,政府应该没有办法欺骗老百姓,这可是Lucas自己提出的理论)。而Krugman则似乎准备单挑整个芝加哥大学,Becker,Fama,Cochrane......虽然我不完全同意Krugman的看法,但是他文章确实写的好,下面一篇是典型的Krugman体,清楚,犀利。What’s in a name?
I keep seeing economics articles and blog posts that insist that we’re NOT in a liquidity trap (and, of course, that yours truly is all wrong) because the situation doesn’t meet the author’s definition of such a trap. E.g., the interest rates at which businesses can borrow aren’t zero; or there are still things the Fed could do, like buying long-term bonds or corporate debt, or something. Well, my definition of a liquidity trap is, purely and simply, a situation in which 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 open-market purchases of short-term government debt — has lost effectiveness. Period. End of story. Now, if you prefer a different definition of a liquidity trap, OK; call our current situation a banana, instead. But changing the name does not change the essential fact — namely, 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has lost effectiveness. Yes, there are other things the Fed could do — and it’s doing them, on an awesome scale. But they’re controversial, precisely because, unlike 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they involve picking and choosing among potentially risky investments. And there’s a much stronger case for fiscal policy than in normal times, because we don’t know how well these unconventional measures will work. So what’s the point of saying “Ha! This doesn’t fit my definition of a liquidity trap!”? If you think it says anything useful about the situation, you’ve mistaken word games for policy analysis. January 12 乱翻书放假呆着没事,随便找了点书来看看。
捍卫全球化:巴格沃蒂, 人民大学出版社 (一般) 全球化为什么可行:沃尔夫,中信出版社 (比上一本好很多) 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希斯考克斯 ,人民大学出版社 (政治学家看待贸易的方式,简单的模型,丰富的历史) 写给中国企业家的公司财务:张春,北大出版社 (不错,可以更好) 枪杆子1949:张正隆,人民出版社 (不如血红雪白,可能是因为没有围城这样的大悲剧,林彪也没有20年的神秘感了,这本书本身其实也很好看) 斯蒂格勒自传:中信出版社 (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一个人学到的知识,大学是1,研究生阶段是9。) 牛奶可乐经济学:Robert Frank, 中信出版社 (不错,不少例子很有趣) 怪诞行为学:艾瑞里,中信出版社 (一般,和同类书籍相比新意不多) 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米什金,中信出版社 (现在看来作者太自信了) 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索罗斯,机械工业出版社 (旧理论,新事实,意思不大) 谁赚走了你的薪水:哈福德,中信出版社 (好书,值得一读) 中国的大转型 :萧功秦, 新星出版社 (我最喜欢的的学者之一,极好书)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周黎安,格致出版社 (读过的中国经济书籍中,应该是最好的) 贸易打造的世界:彭慕兰,托皮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好书,一样关于国际贸易历史,Plenty and Power 类似字典版,A Splendid Exchange 类似电影版,这本书类似贴画版) 半路出家的投资银行家:乔纳森·尼,中信出版社 (好书,值得一读) 超级数字天才:伊恩·艾瑞斯,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般,另外一本Freaknomics) 激荡三十年: 吴晓波,中信出版社 (作者无疑是中国目前最好的财经记者,这本书大概是准备写成光荣与梦想的中国改革版,应该说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但是类似Arvind Panagariya的India: The Emerging Giant这样的学者型书籍,似乎还没有看到)
December 10 恰同学少年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Larry Katz和Claudia Goldin正在做一个很有趣的研究项目,叫做Harvard and Beyond。他们对60年代末,七十年代末,80年代末进入哈佛的三代学生现在的事业,家庭情况进行问卷调查,这些不同时代的哈佛人相通却又相异的人生轨迹,折射出美国社会的变迁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最近看到一个复旦附中1968届4班的集体blog,在里面,这些1965年进入复旦附中高一(4)班的学长学姐,在40年后写下了很多回忆附中生活和后来人生经历的文章,让我这个1993年进入复旦附中高一(4)班的人看了唏嘘不已。
一位学长写到:“那时候,我们朝气蓬勃,风华正茂,满怀着考进复旦附中的喜悦,从上海的各个区县,来到这个据说“有一只脚已经跨进大学”的市重点高中。在进校的第一年里,每天早晨,校园里书声朗朗。下午课后,操场上是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晚上教室里,图书室里则坐满了自习的同学。大家都把目标锁定在三年后,将另一只脚也跨进一所自己理想的大学"
如果把年代抹去的话,93年和65年的高一(4)班新生的心情和生活何其相似。
但是接下来,65年的高一(4)班“紧张的学习生活不到一年就被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冲毁了。那只所谓“已经跨进大学的脚”被无情地踢了出来。” 高一(4)班的男男女女去了贵州,黑龙江这些偏远的地方插队,有一个学长用三个“多么”来形容插队的环境,“多么艰苦,多么封闭,多么使人意气消沉”。
他们自己统计,“高一(4)班原有同学42人1969年离开学校后,(在统计的36人中),33人先后下乡务农, 占全班人数的79%,2人随父亲“支内”进了“小三线”厂,占全班人数的5%,7人病休。”
高一(4)班中的许多人后来再也没有把家安回上海,那些后来回到上海的也付出了很多。
“有的同学恢复高考后已经从农村考上了外地的大学,但为了回上海安家,不得不忍痛放弃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外地的大学退学回农村,然后再按上海当时的政策规定通过顶替或别的途径回沪。回沪后年龄也大了,两手空空,好不容易分配到一个工作,生活的拖累使人只能对脱产读大学(不能带薪)不抱幻想,对读夜大、业大、电大(单位不给上班时间)忍痛割爱了。”
1965年的复旦附中高一(4)班最后只有一个人在恢复高考之后考进了复旦大学。有人在40年后回忆道,“复旦是我年轻时的梦想,是我当年投考复旦附中的原因,后来却成了我一辈子可望而不可及的生命中的一个象征。” 这句话打动了我。
他们自己统计,在高一(4)班“被统计的36人中,后来读过大学本科的有14人, 读过大学专科的有15人, 读过研究生的有3人,取得博士学位的有1人.合计受过高等教育有32人,占被统计人数的89%。考虑到我们是非常时期的牺牲品, 考虑到我们其实只受过一年的高中教育,我们离校十多年后取得这样的百分比也算是对得起母校的培养教育了。”
我认为,给定文革结束时的高考录取率,这样的比例,并不比现在复旦附中的学生逊色。
1965年的高一(4)班最后还是出了一些杰出的人才,有人成为了中国最大的银行的行长,有人拿了洋博士做了教授,有人当了成功的商人和政府官员,但是,更多人恐怕是一生襟抱未开,40年后回首人生有光阴虚掷的感觉,甚至有几个人已经早早去世了。
但是,我始终觉得,一个人成功与否,并不是总能用最后的成就来衡量。1993年的高一(4)班,最后当然有很多人进入了名校,但是和1965年的高一(4)班相比,不是由于个人能力的差别,而是被时代所决定的。而1965年的高一(4)班遭遇的种种逆境,以及被逆境所激发出特殊光亮,却可以成为1993年的高一(4)班人生财富的一部分。 October 14 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奖克鲁格曼单独获得诺贝尔奖应该说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以外,不是因为克鲁格曼的研究不够好,正好相反,大家都公认他获得诺贝尔奖是早晚的事。但有三点出乎意外的地方,第一,他如此年轻就得奖。第二,他一个人得奖,而不是其他人分享。第三,他在布什下台之前得奖,众所周知,克鲁格曼作为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逢布必反,获得诺贝尔奖将大大增加他作为左派文人的影响力。
我第一次知道克鲁格曼是在大一张军教授的宏观经济学课上,张教授提到美国经济学界有两个保罗,保罗·萨缪尔森和保罗·克鲁格曼。 后来我偶然在美研中心收藏的外交杂志上读到了克鲁格曼的一篇文章,一时惊为天人。接下来的一年中我读遍了当时能找到的他所有的文章。克鲁格曼是个很懂得利用互联网推销自己的人,当时(98年)他就把他写的通俗文章贴在自己的主页上。我把它们全部下载下来,打印成册,那也是我第一次利用互联网收集信息。可以说,大学时期我是不折不扣的克鲁格曼迷,他的影响直接决定了我进入现在的行业。
现在想来,他之所以对我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在于我们对于历史和政治的共同兴趣。他的文章显示,经济学作为一种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历史和政治。事实上,他的很多文章都是指出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还有政治家,商人思考经济问题时所犯的错误,读起来相当过瘾,显示了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的强大力量。
但是现在看来,我对那些文章的评价却不是那么高。
先说他最有名的所谓预测东亚金融危机的文章。克鲁格曼自己完全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这篇文章的基础来自另外一位经济学家Young。Young的论文只是说现有的经济理论可以解释东亚经济奇迹,而克鲁格曼的文章大大夸张了Young那篇论文的结论,暗示东亚将成为第二个苏联。而且, Young的论文不久从数据到方法都受到了全面的否定。但不可否认克鲁格曼的写作水平确实好,那个强悍的开头,以及对inspiration和perspiration 的使用, 都堪称经典。
他还有很多文章讨论全球化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基本观点是全球化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微乎其微。现在看来,他当时的判断完全错误,去年他向Brookings会议提交的论文上,已经完全改变了自己原来的观点。他当时的分析基于标准的国际贸易模型,但是最后事实证明商人和政治家基于现实的直觉更加准确。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只相信模型的经济学家是一个教训。
重要的是,他的专栏文章虽然用了很多经济分析,但是有意无意隐藏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只有受过专门的经济学训练才能看出来。我知道写大众文章有两个地方要考虑,一方面你希望尽可能接近事实真相,另一方面只有简单直接甚至夸张才能吸引读者。但是我不喜欢克鲁格曼对于这个tradeoff的选择,相比之下我觉得Mankiw要好很多。记得那时克鲁格曼和Mnakiw都在财富杂志写专栏,我总是先看克鲁格曼的再看Mankiw的,大概就是因为克鲁格曼的更好看吧。但我现在不这么认为。
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奖完全和这些通俗文章没有关系,而是由于他在国际经济学方面的工作。毫无疑问,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而且他的聪明,在我看来是那种最顶尖的聪明,就是先知先觉的聪明,这种聪明,比解决难题的聪明,思维敏捷的聪明,博闻强记的聪明都要难得。他在好几个领域(新贸易理论,产品周期,经济危机,荷兰病,汇率目标区,经济地理)都写出了指引未来方向的论文。这些论文在一开始往往被认为过于简单,但是若干年后,最后进入教科书的也就是这些内容,后来那些踵事增华的跟进之作,虽然在复杂程度上远远增加,但是都很难超越克鲁格曼的简单工作对于事物本质的理解。
这次获奖的新贸易理论,当时大概有4到5种理论同时出现,克鲁格曼的理论是最简单的,但是最后却打败了其他对手,成为唯一流传下来的理论。克鲁格曼之所以获奖,不在于他发现了产业内贸易和收益递增这一现象,而在于他发现了处理这些现象的最有效的方法。他和Helpman合作,在85年的著作中将这种方法彻底融入贸易理论的主流。所以,这次Helpman没有分享诺贝尔奖,可以说出乎所有人意料。唯一的解释是,克鲁格曼是第一个想出那种方法的。虽然根据我对那本书的阅读,Helpman应该做了更多的工作。因为两个人的风格都很鲜明,克鲁格曼轻灵而Helpman厚重。
我觉得诺贝尔奖发给克鲁格曼有一个潜在的坏的影响和一个潜在的好的影响。坏的影响在于,会让人们觉得诺贝尔奖和他的左派立场和以及对于社会事务的看法有关,我只能说,这些只是他个人的意识形态而已,诺贝尔奖并不使他对于金融危机的看法多一分可信度。
好的影响在于,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的通论,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之所以成为不朽经典,就于这些著作把握了时代的主题。亚当斯密看到了贸易的发展,导致市场分工的扩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接下来200年,贸易,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还有对市场和原料的渴望,使得资本主义扩张到了全世界。中国过去三百年从强大到衰弱到再度崛起,只是人类这个大时代中的一个乐章。中国的衰落,在于原先的社会结构无法抵御贸易,技术,和市场的冲击。而中国的经济奇迹,就在于对于这些力量的使用。中间多少人头落地,多少英雄豪杰,回过头看,都只是历史演进的工具而已。克鲁格曼的工作虽然只是朝完全理解那些力量迈进了一小步,但也是有价值的一小步。 July 05 芝加哥之旅在芝大的商学院非常密集的上了四天price theory的课,instructor的是Becker,Murphy,Levitt 还有John List,可惜去年List输给了Athey,否则这四个人将全部是克拉克奖得主。不过List明年的机会仍然很大。
看Becker和Murphy上课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们两人有如讲相声一般,你一段我一段,配合的天衣无缝。Becker 虽然将近80,可是仍然非常敏锐,我觉得他的特点是基本的东西非常熟,而且世事知道的多且深。而Murphy大概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 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角度。他们上课的时候,Levitt也会和学生一样坐在下面听讲并不时提问,吃饭的时候Levitt谈起这套理论有多难,说同样的东西他听过很多遍,仍然觉得刚刚知道一些基本的东西,我忽然觉得张五常上好几次Alchian的课绝非夸张。事实上,年轻的Emily Oster和Jesse Shapiro也在下面听,虽然Jesse告诉我他第一次上这门课也已是5年之前。
看过Freaknomics,我以为Levitt是个非常开朗的人。但是现实中他似乎非常严肃。几天课上课下接触下来,我觉得Levitt不是Murphy那样分析能力非常强的人,所以和Levitt交谈比和Murphy交谈要轻松很多。但是Levitt的特点在于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会花很多时间讨论作为学生怎么才能成功,怎么strategic thinking自己的职业发展。有趣的是,他第一节课的主题和David Card 第一节课的主题一样,就是讨论reduced form和structrual form的优劣。这两位克拉克奖得主的结论应该说殊途同归,可是问题在于“途”而不在于“归”,而他们对于“途”的理解南辕北辙。和Levitt交谈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不仅是因为他看上去风神俊朗,而且是因为他说话非常中肯,让人觉得在一些大的方面很有收获。
最近油价高企,所以Becker和Murphy 很多时候用这个市场来做例子,分析既快又深, 有如天外神龙。我觉得要这么快需要三点,第一对基本的东西要很熟,懂很多rule of thumbs。第二要知道怎么运用基本的分析工具,第三,要知道很多世事,有很好的common sense。所以难学难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会逐渐蚕食他们的市场。不管怎样,他们都是非常出色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在他们手上就是一套分析问题的工具。就像Murphy说的,经济学是一门empirical science,不管你用不用data,它始终是一门empirical science,因为经济学的任务在于解释世界。
最后是一个在看芝加哥White Sox棒球赛的时候听Levitt自己讲的八卦。两年前Levitt参加高中毕业20周年的聚会,很惊奇的发现他的高中数学老师还记得他。Levitt同学当然很得意啦,结果老师告诉他,那是因为Levitt当年高中微积分会考只得了2分,是那个老师有史以来教过的学生里面最低的。接着Levitt同学进了哈佛,经过数学摸底考试,被安排去上哈佛最简单的一门数学课,那也是Levitt一生中最后一门数学课。不过他也不care,因为他当时的理想是做IBM的总裁。毕业几年后他又回到Graduate School,第一门课是Franklin Fisher教的微观理论。Levitt大概知道求导数是d,但是他发现黑板上d的写法不一样,暗想是不是要向举手向老师指出。接下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Levitt 3年就拿到了MIT的phd,到芝大后做了一年助理教授就拿到了tenure。35岁就拿到了克拉克奖,38岁出版了一本风靡全世界的畅销书,名利双收。 June 05 fun readingBernanke's Bubble Lab 介绍了三个普林斯顿的金融学家对于bubble的研究,最有趣的是,每个人都承认在bubble面前踏空,谢国忠并不孤独。
Ben Bernanke 就是那个写LTCM陨落的人写的。
苹果股价10年变化探因 Jobs is amazing。
Lost Opportunities Haunt Final Days of Bear Stearns 非常长,但是很好看,看得出作者是奔普利策去的。
Is it Africa's Turn 我曾经上过作者的一门课,典型的美国精英,非常有manner,非常帅,聪明绝顶,对自己做的事情充满激情。
Brookings Development Conference 特别是Rodrik和Banerjee的文章。
May 25 price theory下个月要去芝加哥大学参加一个Price Theory Summer Camp,所以最近在看一些关于传统芝大的东西,弗里德曼,斯蒂格勒,贝克尔,科斯。他们的作品传达出来的,对于经济学解释世界的力量的信念,和对于这种力量的运用,现在读来仍然让人感佩不已。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他们的解释,也并不完全认同他们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但是,用世说新语上的话说,“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恆如有生气。曹蜍李志虽见在,厌厌如泉下人。”
PS:最近在听的歌
薛凯琪: 黑色泪滴(好好听) 陈小春:独家记忆 (I'm deeply moved) 吴克群:越爱越难过 品冠:那些女孩教我的 (nice lyric,切入的角度很巧妙) 许飞:夏天的味道 (一直觉得夏天是有味道的) 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周董方文山组合,you know the rest) 张栋梁: 北极星的眼泪
April 11 美国的媒体和民意我一年里面看电视的时间大概都没有这两天多,最让人震撼的,就是美国主流媒体倾向性非常强的报道。cnn和其他类似新闻机构并非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的记者一旦提到中国人对他们报道的反弹时,总会强调中国的宣传部门在扭曲(slant)事实。但是,他们没有或者不愿面对的是,可以收看两边新闻的海外华人,同样觉得他们的报道是不公正的。边看电视边想这件事,我觉得这次事情,加上美国总统预选中美国媒体的表现,给我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
首先,有没有“公正”的媒体?现在我觉得是没有的,新闻报道必定带有预设的观点,并且通过画面的剪裁取舍,文字的褒贬轻重来体现其立场。那么一个现代社会,怎么保证人民得到准确的信息?有效的做法不是要求媒体“公正”,而是应该让媒体竞争。有的媒体会朝这边歪曲,有的媒体会朝那边歪曲,这样才能给出一个全面的画面。这才是言论自由的真义,而不是指望或者要求每个发言的人都保持公正和准确。
我觉得美国的媒体市场就是这样运作的。美国媒体并不存在很强的supply side media bias,很难想象几大媒体的老板坐在一起统一报道口径。但是,美国媒体有非常强的demand side media bias。特定的观众群收看特定的媒体,喜欢民主党的看cnn,喜欢共和党的看fox,而cnn和fox也相应的给出适合民主党口味的和适合共和党口味的新闻报道。
所以竞争是最重要的。从这几天cnn的报道和中国人的反弹可以看出,当存在一个倾向于一边的媒体时,对一个倾向于另外一边的媒体的需求是巨大的。另一方面,竞争约束着媒体不能过于扭曲事实,因为读者和媒体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去揭发它。这次,cnn和其他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被迅速发现并公之于众就是明证。
这是一个非常微秒的平衡,一方面,媒体的报道要和它的特定读者群的预设立场(priori)一致。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伪造事实去迎合读者的需求,因为这样会影响它的公正声誉。人都是这样,我想听到我想听的消息,但是我不想听到虚假的消息。2004年CBS的著名主持人Dan Rather报道了一则驻伊美军的丑闻,迅速被另一媒体ABC证明是假新闻,直接导致了Dan Rather和大批CBS高管的辞职。
但是为什么这次西方媒体的口径如此一致?这是因为人对不同事情的真实性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有的事情,人们希望得到的信息是真实的,因为这关系到重要的决策。比如结婚对象的身体状况,或者对于美国人而言伊拉克的真实情况。但是,有的事情人们并不在乎信息的真实性,只要,第一,虚假的信息并不影响到重要的决策;第二,虚假的信息让人感觉良好。这两点会让人放弃对信息真实性的考察。cnn和那些抗议者并不是不能去了解真相,而是不愿去了解真相,了解真相对他们而言并无切身意义,沉浸在自己编造的世界里反而能令人感觉良好。所以我对行政部门的反应并不悲观,和需要去迎合选民情绪的政客不同,政府官员有动机去了解事情的各个方面。今天的政客也可能是明天的政府官员,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而已,虽然这个时候跳出来显得非常不明智。
很多西方民众的反应,让我想到美国之后第一次见到路上学生抗议血汗工厂的情境。当时我觉得这非常的伪善,这些学生对发展中国家一无所知,关闭血汗工厂只会使那些童工的日子更惨而不是更好。现在我觉得这一切都有深刻的行为基础。很多时候,人们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关心被帮助者,而是因为这么做会使自己感觉良好,有一种道德上的提升感。
做慈善事业的人都知道,要把一件慈善事业做大的途径最难的就是开始阶段,开始捐款的人越多,后来捐款的人就越多, 因为加入一个群体的事业会让捐款人感觉更加良好。就像很多人关心全球变暖不是因为他真的关心海平面上升,而是因为这么做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崇高的环保主义者,而且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中的一员给了他一种归属感。这时,他并不需要知道任何关于全球变暖的信息。就像这次事情,很多人不是没有渠道去了解真相,而是没有动机去了解真相。所以我对西方的民意也并不悲观,很多人对这件事并没有很深的commitment,他们要得到的,只是一种角色感。cnn端上来的,就是这样一道连正餐都算不上的甜点。而这种演戏的感觉是不会持续太久的。
许多年后再来看这件事,只是大国崛起过程中很小的一道坎。到那个时候,也许咱们中国人的心态已经从很care外界的看法变成“爱谁谁”了,那就是一个真正的大国了。 March 04 理性的非理性起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是因为今天备课的时候,无意中看到的Mankiw教科书中的一段话。众所周知,Mankiw当过Bush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书中Mankiw回忆当年在华府的工作经历。一项经济政策的提出,不是直接从经济顾问到总统这么简单。中间需要有媒体顾问以预测媒体的反应,政治顾问以考虑国会的反应,最后再经过若干道程序的包装,这项政策才会被公众所获知。Mankiw形象的把这个过程比喻成做菜,经济学家的投入只是其中的一种原料而已。
这让我想到了最近看到的任志强新出来的语录“宏观调控是为了促进房价的稳定上涨。”我并非完全不同意任志强的说法,但是我觉得这句话的效果更在于把他从网民眼中“全国最该挨打的三个人之一”推向“全国最该挨打的人”。
任何需要说服对方的事业,都不能完全诉诸理性的计算,而是要把这种计算上升到感情的诉求,对这种人性非理性的理解,才是更高的理性。最近的民主党初选,hope,change是关键字,能给选民远大幻想的政治家,才能成功。不管是克林顿还是奥巴马都反对NAFTA, 因为支持NAFTA谈的是利益,反对NAFTA谈的是感情。
前一段时间网上有一个热贴,一名年轻女子发贴询问怎么才能找到有钱的丈夫。而一名华尔街的银行家回贴说,鉴于你的美貌不断贬值,所以娶你不如租你。这个银行家的回答从理性角度完美无缺,可是我想,现实的感情世界里,这个银行家很大可能和这个女子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他太理性。他也许会是一个一流的银行家,可却是一个九流的政治家和爱人。
所以把谈判分成双层谈判很重要。一个例子是传统社会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般来说,女孩子希望男孩子在外貌达到一个底线的情况下,能力尽可能的高。男孩子希望女孩子在能力达到一个底线的情况下,外貌尽可能的好。但是,如果一个女孩子直接问对方,开什么车有几套房,是很伤感情的。父母媒妁那边沟通正是这些“俗务”,虽然不浪漫,但是充分考虑了现实的可行性。剩下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只需要关心花前月下就行了。
令人惊讶的是,虽然具体到个人往往是非理性的,但是在总量的层面上,基于理性计算的模型却往往能预测准确。
想到这里,我并不期望经济学家在爱情世界里特别成功,不光是因为读书太多了会书生气重,nerdy,也不仅是经济学家需要读完博士再工作,所以30岁之前通常没什么钱,而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完全是赤裸裸的不讲是非,只讲利害的理性算计。可是我很惊讶的发现,我的大部分同学婚姻爱情都极其美满顺利。所以我怀疑,这是因为人足够理性到认识非理性的重要,是为理性的非理性。
Hmmm, 我好像太理性了。 PS:我的roomate前天搬走之后,我开始张罗着找下家。我住的地方因为是学校的房子,所以房租只有710美元,平均每个房间355美元。我所在的小镇一个房间的均价大概在450美元左右。所有的经济理论大概都预测我应该收新的roommate 400美元或者450美元,或者我应该将其拍卖出去,价高者得,这也是最符合社会效率的做法。但是我不会这么做,我只会收新的roommate 355美元,宁可用硬币而不是出价来决定是谁。事实上,我还不知道谁不是这么做的,因为这样最公平。理性算计的逻辑不是在哪里都通用的。 February 24 一场有趣的争论这个星期,有一篇经济学的文章很受大家关注,也就是Shleifer写的The Age of Milton Friedman, 这是他为Jou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所写的一篇书评,其中评论了两本书,一本是Stan Fischer主编的,另一本是Joe Stiglitz主编的。Shleifer在文章中表达了他对前一本书的认同,同时把后一本书狂扁了一通。
我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很是感觉每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人的影响。Stiglitz六十年代毕业于MIT,当时美国社会风起云涌,MIT, Harvard所在的新英格兰地区是liberal的大本营,Stiglitz一定深受影响。他的同学Akerlof更是认为世界上最好的社会是瑞典等北欧国家。而Shleifer出身80年代的MIT, 当时的全世界都在向右转,Shleifer,Summers,Mankiw等一班新起的MIT天才少年开始转向Friedman。
文章中Shleifer有个地方显得非常搞笑,他说中国经济改革的原因是邓小平接受了弗里德曼的思想。我强烈怀疑78年的时候邓小平和他的同事是否知道弗里德曼这个人,这么说有点把张五常当成博弈论祖师爷的感觉。Shleifer这么大的经济学家对于中国如此无知,也是现状的一个反映。
今天看到Dani Rodrik对Shleifer的反驳。Rodrik说,你讲中国和印度的成功在于市场化的改革,于是弗里德曼对了。那么,中国和印度要是失败了呢,你照样可以说弗里德曼对了,因为中国还有腐败,国有企业这种种弗里德曼反对的东西。至于比中国私有化程度更甚的拉美,你讲他们的失败在于高税收,过度管制这些弗里德曼反对的东西,而不讲他们的市场化改革。所以,弗里德曼总是对的。
Rodrik的反驳不能不说非常准确尖锐,我想,如果弗里德曼死而复生,他会这么反驳, “发现因果关系在于找到外生条件的改变,中国改革以来最大的改变在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可是我相信Rodrik有他的point。
我想中国改革的特殊性,不在于它的终点,我相信终点就是中国经济和OECD国家的经济越来越相似。而在于它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跟中国改革开始时候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有关。事实上,这是所有传统社会现代化的共同终点。一个很大的误区在于,将终点和过程相对比,挑出终点时候有的,但是过程中没有的,认为这就是从过程到终点的道路。这么做极大的简化了过程的复杂性,因为完全没有考虑终点和过程不同的约束条件。休克疗法失败在此,美国在伊拉克的失败也在于此。
可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会犯这样的错误?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在于看问题的参照系,因为这觉得了你在分析问题的时候把什么东西省略掉。不幸的是,这些被省略的东西有时是重要的。
February 08 通信最近我大学同学王勇写了一篇很有见地的短文,“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是二流学术吗?”,这是我给他的comment,
Hi,
我觉得对于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要在美国的学术市场上取得成功,有三个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文化上的。Departed就是按照无间道的故事改编的,但是前者可以拿奥斯卡奖,而后者在美国的票房可以忽略不计。而我认识的中国人,无不认为无间道比Departed好很多。这种taste上面的差异,归根结底来自文化的差异。在发展经济学中,现在的主流是强调better health, better education。一个人在美国生活,要帮助穷人,很自然的就想到应该给他们提供更干净的水和更好的教育,但是来自另外一个文化背景的人未必会这么觉得,因为在美国觉得很显然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东西,换了一个地方不是那么显然的。比如说美国民间(grass root)强大的自我组织能力,social capital,许多别的国家就不具备。所以中国人会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在美国,这并不是政府的主要责任。反过来,语言也会对理解中国形成困难。发展经济学中关于肯尼亚的研究,远远超过塞内加尔,最大的原因也许在于肯尼亚是英语国家而塞内加尔是法语国家。这个原因部分导致了关于印度的研究远远超过关于中国的研究。
第二个困难,来自数据上的。看过美式足球的人,都会注意到比赛中令人眼花缭乱的统计数据,事实上,美国其他的运动,如NBA也是如此。这和中国人喜欢的运动不同。美国的经济学研究,很大程度建立在丰富而相对可靠的数据之上。 CPS, PSID, NLSY, 这些实证中常用的数据,都已经很多年的历史。事实上,正是由于几十年的积累,劳动经济学才在80年代早期开始起飞,从一门相对边缘的field成为最主流的领域之一。而在中国,这种积累还没有开始。是的,中国确实在发生很多大规模的经济现象,比如春运,就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美国的移民与之无法相比。但是,关于美国移民,每年都有数十篇高质量的论文,但是关于中国的移民却很少这样的研究。关键在于数据的缺乏。当然可以像社会学家一样做一些调查,但是,这样出来的论文可信度,是无法和CPS做出来的东西相比的。同时,相对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快速变动的大国,而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小国,这一点也使实证工作变得困难。
第三个困难,是感情上的。对于Katrina,像我这样普通的中国人,也会关注,但不会特别投入。但是,我会花很多时间关注中国的雪灾,会为灾民感到难受。一个普通美国人的感受,大概正好反过来,爱有等差,这是人正常的感情。这大概就是主流经济学研究美国穷人的论文比研究非洲穷人的还要多,或者中国人对研究中国的论文自然就有兴趣。许多应用微观的论文,如果换成别的国家的context,恐怕感兴趣的人会少很多。
当然,以上的困难都是对于群体而言的,对于个人,完全有可能突破这些障碍进入主流。比如说数据问题,林毅夫就做过很好的实证研究。同样,中国人里面也会有不少出色的学者可以在给定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把现存的游戏玩的很好,就像中国人在别的自然学科一样。但是至于来自中国的思想真正对主流的贡献,比如来自土耳其的Acemoglu和Rodrik, 上述三个困难是客观存在的。就像张戎可以写出英国有史以来最畅销的非小说类书,但是至少现在中国人还不是英美图书市场的主流。
不过我觉得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有三个原因。
第一,中国正在迅速变成一个“Normal Country”,虽然历史没有终结,但是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中国和国际主流的经济文化正在逐步缩小,一代代人对于现代社会的理解也会越来越深刻,虽然文化的差距始终存在。李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不能拍出同时让东西方观众喜欢的电影,但是他可以拍出西方主流电影从而拿下奥斯卡,虽然断背山在中国并不走红。他也可以拍出中国人觉得不错的色戒,虽然在美国只能进小影院,而且恶评如潮。以后能够像李安那样可以横跨东西方文化的人会更多。
第二,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对于世界非常重要的国家,虽然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对美国影响不大,但是中国的商品,汇率对于美国影响很大,这就是为什么发展经济学中中国仍然在主流之外,而国际经济学对中国非常关注。林毅夫成为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我想一方面是他的学问和行政能力出众,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鉴中国发展的经验。今后一些中国特色的发展战略,像中国政府内部的激励结构,地方政府在发展贸易和从事基础设施方面的经验,关系契约和虚拟产权等等,会引起学术界更大的兴趣。虽然在短期内,政策圈的兴趣可能比学术圈的兴趣更大。另一方面,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越来越具有超出中国本身的意义。那么,用这些现象来motivate新的经济学研究,就能超出用现有经济学理论来认识中国问题的窠臼,从而得到学术界的认同。而且就像你说的,往往这些现象是新的,中间的机制是以前的模型没有捕捉到的。我觉得最近魏尚进关于FDI bypass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的杰作。
第三,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从输入他国的value,到define自己的value的国家。如果一个经济学家的研究,可以帮助中国人更好的理解中国的经济现象,就会得到普遍的尊重。就像今天的张维迎,周其仁,虽然他们没有很好的publication,但是我觉得关于中国问题的理解,他们绝对是第一流的。赵本山的小品在美国可以说没有一点市场,就像Oprah在中国没人要看。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总结起来,我觉得经济学的philosophy很像历史(当然,也有物理和工程的成分),只不过是一种更加structured的方法去思考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make sense out of 种种在历史和现实中发生的现象。历史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中国人喜欢读中国历史,美国人喜欢美国历史。中国人喜欢明朝那些事,而美国人喜欢1776,这是人之常情。第二,历史有重要性之分,过去500年欧洲的历史就非常重要,所以有所谓的“欧洲中心论”,而中国的历史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大概是林毅夫说的经济学中心转移的意思。第三是经济学一个理论出来,往往就是为了capture重要而没有被原来的理论所捕捉的现象,这些现象或者是新的(比如上升的wage inequality),或者是原来的模型无法处理的(比如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一个理论的最终考验,在于能够是否解释现象,并被现实发生的现象所验证。长远来看,关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会像林毅夫说的那样,进入主流,成为人类知识的一部分。而在短期而言,如你所说的,有一个比较的视角,更加容易被主流所接受。
February 07 economics and sex(MWG是全美经济系通用的一年级研究生微观经济学教科书,MWG分别是三个作者姓名的第一个字母)
最近在Amazon上看到一则对MWG的评论,
Usually economics grad students are guys who are trying too hard to be accepted by an established "academic community". Since most of them lack self-esteem, real world experience and confidence, they must find a way to show the world how smart and special they are. So those people accept being fed such a nonsense like this material.
前两天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应该可以澄清这里的误解,
You know you are old when you spend more time thinking about money than sex. If so, economists must age prematurely. After all, it’s our job to think about money, both our own and other people’s.
我想大牛如MWG应该会这样回答,
Well, you know, sex has some practical uses, but it's not the reason we do it。。。。。。(ORZ,ORZ,ORZ)
对于绝大多数被MWG折磨过,并且造成永久性脑损伤(Permanent Head Damage)的经济学PHD们,
It's just cost-benefit or investment-return. Or the (un)necessary entry barrier to create some monopolistic profit. January 27 BSO经济学一个有趣的地方在于, 它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有些以前用“文化”才能解释的现象, 刚刚读到一篇论文就是这方面的杰作。
在美国,黑人的收入是比较低的,但比其他与之收入相仿的种族非常明显的一点不同在于,低收入的黑人更喜欢开大车,买名牌跑鞋之类的奢侈性消费。我以前一直觉得这大概就是黑人的文化,比较喜欢显摆,今朝有酒今朝醉,不像亚洲人,挣一千存五百,看上去还不错,其实幸福感很低。
今天看到一篇论文,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nd race (Kerwin et al 2007),我觉得他们的分析更有说服力。他们故事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显摆的需要,但是这种显摆得是对你care的人显摆才比较爽。项羽一定要回楚地称王,否则再多富贵如衣锦夜行。混出来了,一定得在家乡人民面前露下小脸,那才爽。
同样原因,黑人喜欢对着黑人显摆,白人喜欢对白人显摆。但是黑人整体比白人穷。这就是黑人喜欢用好车好鞋显摆的原因。为什么? 因为黑人大家都穷,所以显摆的门槛低。一个穷黑人看到其他黑人开好车,买好鞋,他也会跟进,因为这些东西如果他日子过的紧一点,也能勉强买的起。但是,白人显摆的门槛要高很多, 比如私人游艇,或是大house什么的,穷白人一看那些东西自己怎么都买不起,所以就不跟进了。这就是穷黑人比穷白人喜欢显摆的原因。
怎么检验这个理论呢? 作者发现,在居民之间收入差不多的白人社区,白人花在显摆上面的钱一点不比黑人少。原来,黑人喜欢显摆,不是因为“文化”,而是因为黑人穷。这里有一点哲理:BSO(bloody show off) 间接反映了水准不高。
想起以前看到的杜月笙的故事,说他刚发迹的时候手上戴一个戒指,之后越戴越多,但是到了很有钱的时候,他反而一个都不戴了,而且衣着也越来越朴素。原来一直以为这是他人生境界的变化。但是,另外一个解释可以是,随着杜的地位越来越高,他结交的对象层次也越来越高,到了权力高层的时候,大家show off的都是军国大事,江山美人。杜这个时候大概就是一穷酸白人。
他们的理论有一个推论,作者没有提及。那就是,喜欢show off的人群比例和收入分配成反比。为什么?一个收入分配差距大的地方,因为存在非常有钱的人,show off的门槛高,因为你想通过消费让别人觉得你有钱,就得瞄着这个群体的有钱人。一个大家差不多的地方,show off的门槛相对就低很多。以前访问过一个叫“华人”的北美网站,上面有好多在美加的中国女生贴照片或者show off些别的什么的。当时觉得很奇怪,猜测这里面很多人在国内未必会这么做。用这套理论来解释的话,她们不管走在Main Street还是淮海路都很出色,但是如果她们show off的目标对象在于中国人这个群体的话,在Main Street更愿意show off。因为北美的中国人不管相貌和收入,分布都远远比国内平均, 但是极有钱或者极漂亮的中国人应该大都在国内。
这篇文章在QJE的修改阶段,我很确定它最后能发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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